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北京大学建筑教育回眸

　　 “北京大学建筑”以其富有活力，极具创造性的形象影响着当下的中国建筑教育。北京大学与建筑学的渊源非常深厚曲折，可以在中国建筑史上大书特书。斯道之不传也久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于是钩沉发微，绍续前志，绵延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的传统和理念。我们在“中国建筑学”的宏观历史视野下高屋建瓴，成就学科的博大精深。

　　1、京师大学堂颁布《学堂章程》引入“建筑”学科

　　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皇帝正式下诏设立京师大学堂，力图推广新式教育，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且兼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关。百日维新之后，京师大学堂硕果仅存1，艰难维持，不意在庚子年的惨祸中横遭摧残2，先遭土匪抢劫，后沦为德、俄兵营，学生四散，图书仪器无法踪迹。庚子战后在张百熙等人的奔走下，光绪二十八年大学堂复校，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并将京师同文馆3并入大学堂。当年奉两宫谕，张百熙“谨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定了京师大学堂暨各省高等学、中学、蒙学章程，得到钦定颁行，这就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实业教育的系统文件——《钦定学堂章程》，称“壬寅学制”。次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又重新修订章程。新章程即《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两份章程中对建筑学科的课程已经有了详细规定。这些课程设置所本，据信是1887年日本工部大学校改为东京帝国大学时造家学科（1897年改称建筑科4）的课表。建筑学科课程体系及“建筑”一词传入中国显然是受到日本的影响5，近代中国开始了艰难的学科外来移植过程，这是北京大学与建筑学的初次接触。但是，由于国内缺乏这方面的人才，直到20多年后，国内才出现了比较正规的建筑学科6。

　　毫无疑问，甲午惨败和庚子战祸给中国人造成了难以抹去的伤痛，力事改良，西式建筑以其科学、卫生的特点成为进步、文明的象征，这也就意味着中式建筑是落后、野蛮的。以至于20世纪初北京前门商业区的商铺重建几乎都采用了西洋式样，张复合先生管这种风格叫做“西洋楼式”7，这些建筑由本土工匠建成，多半利用了传统的结构技术，保留传统的美学观念，使用了许多本国固有的纹样和装饰，但在局部吸收了西方建筑采用的构件和做法，例如拱券门窗、古典柱式之类。西化已经代表了一种风尚，为全社会所追逐。1893年，颐和园清晏舫舱楼内外装修即进行了洋式处理，1904年，海晏堂建筑群在宫苑禁地中海建成。这些建筑的施工图样依然是由清王朝的御用“建筑师”样式雷来完成的，建筑上的折中体现了“中体西用”的理想与执着。西方建筑师固然已经在中国开展建筑活动，但中国最大量的建筑活动还是靠原有的土木匠师来实现的。

　　2、京师大学堂的“洋风建筑”及建筑师张鍈绪《建筑新法》

　　京师大学堂选址景山东面之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这个地方后来成为老北京大学的二院，添建了一些洋式建筑，现存中西混合式的平房“西斋”和二层四面外廊式“藏书楼”；另在北河沿建了一批二层洋风楼房（原译学馆，后来的老北京大学三院）。大学堂建筑力图西化，从中不难看出其致力于建立新式教育体系的意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拨北京德胜门外旧操场东西四百八十丈、南北四百四十丈建设“分科大学”8，专门成立了工程处管理建筑事宜，其中负责规划的有张鍈绪、何橘时、彦德、范源廉、陈嘉会。其中这个张鍈绪9，字执中，直隶天津人，此人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张于1893年夏入北洋水师学堂，他1899年春赴日游学，1902年获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机械专门优等选科文凭，是年冬回国担任平江金矿局总工程师；1904年夏任保定师范学堂总斋长兼教习。1905年，张经殿试得进士出身，分商部任主事，曾在北京、保定等处监理工程，并曾任农工商部中初两等工业学堂教职和直隶师范学堂监督。据称，他在日留学期间曾稍治建筑之学。1910年，他于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教授建筑功课，7月完成《建筑新法》一书。该书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一本由中国人撰写的现代建筑学专著。赖德霖认为：“他（张鍈绪）是目前所知将‘建筑’这一新的学科名称、学科内涵及其实际应用原理一起引入中国大学教育的第一人；尤为重要的是，《建筑新法》向中国引介了一种以使用功能为出发点和以结构构造为基础的现代设计方法。”10

　　1910年，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学。然1911年冬辛亥革命爆发，“学款移作军费，大学遂无形停办”。清帝逊位后，紫禁城旁的北京大学更为冷落，校长严复力陈北京大学不可停办才挽回局面。分科大学已建成的经科大学讲堂11、文科大学讲堂等处不久也被变卖，转为军用。

　　3、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始末

　　1928年夏，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12创设，是为北京大学建筑系的前身。系主任汪申13、另有讲师华南圭14等。汪、华两位先生留学法国，主张中国也像法国一样将建筑系设在艺术学院中，但“由于在艺术学院里近艺术较多，与中国情况不适合 ”15，不久建筑系分出，改隶北平大学工学院。沈理源1930年到工学院任教16，并于1931及1934年出任系主任，教授建筑设计和建筑图案。当时汪申、华南圭、乐嘉藻、林是镇17、朱兆雪18等皆在工学院出任教职。

　　沈理源教授在1920年就对胡雪岩故居进行过测绘，成为后来修复重建的重要依据，早于营造学社19后来对古建的大规模测绘活动，而后又组织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师生测绘故宫，留下珍贵的资料，这些工作可以说富有远见。

　　建筑系的乐嘉藻老先生写成中国人著第一本建筑史，此书被中国建筑史学泰斗梁思成诟病，让我们有幸在今天又读到了它。作为一名争取民族自强的斗士，乐先生接触到西方建筑学之后，深感中国建筑传统继续沦为匠人之学而遭荒废的危险，因而“留心（中国）建筑之得失”，矢志整理弘扬中国的建筑文化。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乐先生耗费大量资财搜集材料，又亲自对建筑进行田野实地考察，在做了大量前期准备之后六易其稿乃成20。此时正在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梁思成21也怀着热切的心情读到了这本书，受过科学训练的他当然不能满意这样一本“笔记”类的书。冷静看来，其实乐先生具有独特的建筑史观，他并不认为数千年的中国建筑史的最突出特点是结构上的进化或退步，放在历史和文化的视野下，比物质更根本的还有建筑背后的精神。这些观点在当时全社会鼓吹科学的大背景下是很容易被攻击的，当今我们恰恰要借用乐老的资源来反思这一点。

　　19世纪30年代，是中国稳定发展积蓄力量的阶段，随着国民政府统治的稳定，北京大学也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建设发展时期，这时期梁思成22设计的北京大学地质馆（1934）和女生宿舍（1935）明显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简洁实用，重视材质表现。在南京引领“中国传统复兴式”建筑潮流时，他的实践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建筑的另一支脉。

　　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北京沦陷，北京大学与清华、南开内迁组建西南联大。1938年北京大学工学院23在京恢复招生，建筑工学系主任为土木工程师朱兆雪，沈理源、钟森24、赵冬日等继续出任教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为北京临时大学工学院，1946年由北洋大学接办，改称北洋大学北平部，1947年改回北京大学工学院。

　　建国后，工学院教授朱兆雪、赵冬日、华南圭等受邀与梁思成，陈占祥及苏联专家研究首都城市规划。朱、赵、华认为行政中心应该放在旧城，而梁、陈则坚持在城西另建新城，这种争论，如今依然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并入清华大学，历数北京大学建筑培养出的著名学者如冯建逵、于倬云、杜仙洲、臧尔忠、祁英涛、王炜钰等，他们为中国的建筑事业特别是古建筑保护和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喜的是，相隔近半个世纪，北京大学再次开启了建筑学的教学和研究，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北京大学重又介入到中国当下的建筑活动中来。

　　4、西学东渐与东西方建筑学传统

　　建筑学一开始是一门舶来的学问，经过中国三、四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建立了中国建筑学的框架。可以说，中国传统上建筑学是没有地位的，这是与西方很大的不同。前辈学人虽然为我们建立了框架，我们依然要回溯源头，感知他们的困扰，同情他们的创造。北京大学建筑带来的不光是设计水平的提高，也有对历史的反思与重估，这才是提高中国建筑研究世界地位之关键。古埃及皇太弟伊姆霍太仆专管建筑事务，被视为神明。希腊的菲迪亚斯也以营建雅典卫城，几可通神。柏拉图的神是一位工匠，由混沌中创造秩序。基督教借用了这个观念，上帝成为世界的建筑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将视觉抬高到形而上的位置，触觉则沦为欲望和物质的象征。这些对后世西方建筑影响极大，西方哲学一旦发生什么变化，这些形而上学马上就会落实到建筑这种形象物上，建筑师作为这种翻译者长期享有极高的地位。

　　其实中国古代建筑师地位亦尊崇，并成为早期国家构成中的重要关节，最早的建筑师大禹父子，担任司空——就是中国古代管理建筑、城池的长官。令人困惑的是，后来《周礼•冬官•司空》亡佚，与此同时建筑师亦沦为匠人，建筑术也成为奇技淫巧居于末流。这种后果发展到近代，建筑学只得从国外引入也就不足为奇了。研究中间的变异和后世的流迁，为中西比较伏下草蛇灰线，这关乎建筑、建筑师在我们文明中存在的意义。


注释

1. 京师大学堂酝酿已久，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也对其表示支持，“以萌芽早，得不废”，因能渡过难关。1896年刑部尚书李端·上《请推广学校折》，第一次议立“京师大学堂”，传为梁启超手笔。可参见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第19页。

2. 1900年，新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许景澄因反对义和团运动被处死，学校关闭达两年。参阅周策纵，1999，《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48页。

3. 1862年设，为中国第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新式学堂。

4. 日本在著名建筑家伊东忠太倡导下将造家学科改称为建筑科。见徐苏斌，比较·交往·启示——中日近代建筑史之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6

5. 参阅赖德霖，2007年，《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第116页。另参见沙永杰，2001年，《“西化”的历程——中日建筑近代化过程比较研究》。

6. 中国最早的有系统、有规模、持续办学时间较长的建筑系是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开办于1923年。

7. 参阅张复合，2004年，《北京近代建筑史》第2页，第15页等。

8. 即本科，京师大学堂于1910年开始招收本科，辛亥革命前尚无本科毕业生。

9. 详见赖德霖，《中国第一部建筑学专著〈建筑新法〉及其作者张鍈绪》，载《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

10. 见上引书，第129页。

11. 儒学为中国封建帝国立国之本，清末的新式学堂，经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故专设一科；辛亥后提倡学科平等，不再单独彰显经学。

12. 当时国民政府实施大学区制，建筑系设在艺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后

建筑系改设在工学院，系主任沈理源。

13. 汪申（1895-？），曾任北平市工务局局长，中国营造学社社员，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专门建筑学校，1935年设计有声影戏院。

14. 华南圭（1875-1961），江苏无锡人，1896年中举，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1911年毕业于法国工程专门学校（学部官费生），获工程师文凭，中国营造学社成员。

15. 艺术学院建筑系第一届毕业生黄廷爵访谈记录，载徐苏斌，1991，《比较·交往·启示——中日近现代建筑史之研究》。

16. 关于沈理源，参阅顾放、沈振森，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沈理源的建筑创作思想，载建筑创作2006年9月号。

17. 林是镇（1893-），受业于林纾，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中国营造学社成员。

18. 朱兆雪（1900-1965），江苏常熟人，震旦大学肄业，留学法国、比利时。

19. 中国营造学社，后详。

20. 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绪论》。以及崔永，《乐嘉藻及其中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载《中国营造学社研究》第153~159页。

21. 1932-1933年，梁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建筑史。

22. 时任北京大学建筑系教授。

23. 在敌占区复学，即伪北京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为北京临时大学工学院，1946年由北洋大学接办改称北洋大学北平部，1947年再改为北京大学工学院。

24. 钟森（1901-1983，满族），上海同济医工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钟是中国最早提倡和推动建筑工业化的专家之一，他主持了中国第一批砌块建筑、装配式大板建筑和预制框架建筑试点工作。
过去十多年，作为一个城市与景观规划设计的教育者、科研人员和实践者，在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平台上，我有幸见证了中国大地上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并有幸参与其中，成为这种巨变洪流的一小分子。以个人角度来回顾和认识这十多年来中国大地景观的演变，以及景观设计学科和实践的发展，是一件每个人能做、且需要做的事，由此可以构建关于这种认识的群体智慧。更确切地说，本文是一段心路历程，是一个面对中国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求索答案的过程。同时必须说明的是，尽管这段历程是以我个人的角度来写的，但这段历程始终是一个团队共同探索的过程，特别是我与同事李迪华老师及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博士生和研究生队伍的共同探索过程，经验和教训都属于整个团队。

　　从专业角度概括地讲，在经历13个年头的不断探索之后，我坚信，解决中国目前严重的人地关系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

　　第一，空间规划途径：通过明智的、基于生态学理论的空间规划，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强化并充分地利用其生态系统服务能力，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对应于传统的城市规划方法论，我把这一途径概括为“反规划”途径。

　　第二，倡导新美学的设计：通过发掘和显现低能耗、低排放的设计景观（包括城市、建筑及其环境），改变固有“城市性”的定义，颠覆旧美学传统，而倡导野草之美——一种建立在土地与环境伦理上的新美学。我把这种美学称为“大脚美学”，或低碳美学。

　　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我关于景观与城市规划设计教学、研究和实践的核心价值观和方法论。而面对空前严重的生态和环境危机，沉重的传统思想和方法论体系包袱，要求我们必须有一场思想和方法论的变革，我把它概括为“大脚革命”——这也是从专业角度对如何走向“生态文明”的注解。

　　1. 北大景观设计学十三年的宏观背景

　　有关公开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 过去十三年（1997年~2010年），中国的GDP从7万多亿，增长到了近35万亿，翻了近5倍。城市化人口增长了近15%，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了近300万公顷，相当于5个上海；而与此同时，耕地减少了300万公顷，相当于1.5个浙江省的耕地；在这十年中，我们看到高速公路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到2009年底，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6.5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行车族在享受四通八达的畅快同时，我们却看到广大的土地被破碎，乡土社区被分离，自然过程和生物流被切割；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毕，这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主体工程完工，除了建成世界最大的大坝外，中国还有世界上最多的水坝，共计2.5万多座（而美国仅有8 700多座），中国地表水系统发生了毁灭性的改变，大量河流死去；1998年中国经历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洪水（长江洪水位最高，尽管洪水总量不是最大），“严防死守”成为妇孺皆知的口号，于是，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我们看到的是百年一遇、五百年一遇的防洪堤牢牢锁住了长江、黄河、珠江，和漫长的海岸线；而同时，我们又看到长江的白暨豚消失了，太湖蓝藻泛滥了，洞庭湖的鱼大片死亡⋯⋯我们同样看到，人类对大地山河控制力的强化并没有使自然灾害减少，相反，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力却也在近年里更加凶猛，生命财产损失的风险也并没有降低，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的舟曲泥石流，都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在自然力面前，我们需要有更明智的对策。这十多年里，全球气候变暖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世界，并越来越令人毛骨悚然，如果海平面的上升和沙漠化尚离我们较远而使我们无动于衷的话，当看到发生在眼前的日益干枯的河流、大面积消失的湿地、日益下降的地下水时，我们就不再是杞人忧天了。作为对干旱缺水的应对，我们看到南水北调工程在延伸，不久，将成为中国大地上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横跨南北，而科学告诉我们，这并非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从1999年昆明世博会开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城市的美化运动可谓此起彼伏，我们看到因此而出现的超尺度的公共建筑和市政建设、大马路和大广场，创造了一种以展示为特征、以巨大的土地浪费和碳排放为代价的当代中国式城市景观；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发表，由此，景观巨变的浪潮从城市核心区、经水系和道路网络，在“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名义下，蔓延到广大的乡村和绵延的大地。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大地景观的巨变，五千年未尝有过。

　　景观是社会形态的反映，是社会的价值观、审美观和整体意识形态在大地上的烙印。从这些大地景观格局与过程的巨变中我们也看到我们社会在学习、在觉醒、在认识人与自然和谐的意义、在领悟生存的真谛。在经历98年大洪水后，1998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若干意见》，随后，从1999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了实施退耕还林和退耕还湖的重大决策，国土景观因此发生了许多积极的改变；2004年2月16日，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明确提出暂停城市宽马路、大广场建设，尽管城市化妆运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城市景观却因此也成为国家领导关心的议题；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并与2007年党的***会议上写入新的党章，同年，***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一个执政党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中国大地景观必将因此而翻开新的一页。

　　中国的景观设计学科和职业的建设和发展，正是在上述宏大的社会和经济巨变、及其投射在大地上的生动背景上展开的。在有限的篇幅里，要全面展现这一史诗般的宏大场景，显然比较困难。我只能从个人的经历，类似于一场大剧中的一个群众演员，来回顾一下自己及所在团队是如何踩着时代跳动的节律，演着自己的角色。

　　2. 十三年求索的经历

　　国土生态安全和人地关系和谐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不明智的土地利用和城市扩张使大地生命机体的结构和功能受到严重摧残，使大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全面衰退，包括洪涝和干旱灾害频繁、地球生命系统的自净能力下降、物种消失、城市特色破坏等等。

　　十多年来，正是针对中国严峻的人地关系、国土生态安全和城市化等重大命题，我自己及所在的团队进行不断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力图在生态科学与景观、城市及区域规划实践之间架起桥梁，使关于生命土地的科学认识在景观界面上体现为物质空间的结构语言，最终使土地利用及城市发展的规划更为科学明智。

　　2.1 景观安全格局

　　认识到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矛盾的解决途径，并不仅仅在量的关系中，而更重要的是在空间格局的关系中，为此，早在哈佛大学就读博士期间（1992~1995年） ， 作为博士论文提出景观安全格局的概念(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试图通过建立关键性的景观格局来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受中国围棋空间战略的启发，本人提出通过对空间中关键性格局的控制，以高效地保障某种自然和人文过程的健康和安全的设想，即景观安全格局，陆续发表在国内外学报上。景观安全格局研究的特点是把水平景观过程作为一系列控制的过程，这些水平过程需要克服空间阻力来实现对景观的覆盖和控制，要达到最有效的景观覆盖和控制机会，就需要占领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元素、局部、空间位置及联系。在中国土地极其有限的背景下，景观安全格局在如何高效地利用土地，特别是对协调保护与土地的开发之间的矛盾具有实际应用价值。1998年以后，又先后主持三项自然科学基金，继续开展景观安全格局研究，并付诸大量的规划实践。这一基础性的方法论探索，为后来关于国土、区域及城市的景观生态规划和生态基础设施网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2 生态基础设施

　　认识到中国国土生态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部门之间的条块式管理，和单一功能为目标的“小决策”，体现在土地上各种生态过程和景观格局被分裂和破碎。为此，在景观安全格局的理论研究和大量城市与区域景观的规划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本人和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团队系统地提出并完善了生态基础设施概念（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简称EI），用以整合生态系统的各种服务，将各个单一过程的景观安全格局在大地上整合成为完整的景观安全网路，并提出建立城市、区域、和国土EI的空间战略。

　　EI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s Services）的基础性结构，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生产、调节、生命承载和审美启智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是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并进一步可以扩展到以自然系统为背景的历史遗产和文化景观网络。正如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具有前瞻性的市政基础设施（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城市生态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的EI。生态基础设施这一名词本身并非本人首次提出，国际上有人曾经用过EI名词，但都只作为一个描述性词汇出现在生物保护领域中。而我们的贡献在于将EI进行了系统且明确的定义，并将其作为整合各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遗产保护功能的景观格局，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引导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现在：（a）将EI与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结合起来，强调基础性景观结构的综合服务功能，包括生产、雨洪管理和气候调节、生物保护、遗产保护和休憩及审美等，使EI具有科学的功能衡量指标，提高了国土规划、城市与区域规划，特别是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规划的科学性。（b）将景观安全格局作为判别和建立生态基础设施的基本技术手段，并与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相结合。（c）将EI作为国土生态安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基础性结构，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与现行国土和建设规划相衔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空间结构。

　　在这一思想框架和理论体系下，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完成国家环保部委托的科研项目：“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以及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委托的“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以及多个城市和地区的景观安全格局和生态基础设施规划，使我们检验了从国土到区域和地方各个不同尺度的、生态基础设施构建的系统方法。通过包括国土资源部在内的各级部门的积极工作，它们已在不同程度上在国土规划、区域生态规划和各个城市的空间规划中发挥作用。

　　2.3 “反规划”

　　认识到导致系统性的中国城市生态与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现行规划方法论和规划体制，必须对以“人口-规模-性质”为导向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物质空间规划方法论进行全面的反思。现有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方法（即“人口-性质-布局”模式），并不能使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生态基础设施得以实施，生态与和谐的理想很难在旧的发展规划模式下实现，为此，提出“反规划”途径，提出并实践了从“逆”的规划方法和“负”的规划成果入手，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引导和定义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空间发展。此途径强调：（a）一种“逆”的规划程序——首先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和安全的名义和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不是从眼前的开发商的利益和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做城市和区域的土地规划。 （b）“负”的规划成果——颠倒城市建设与非建设区域的图底关系，在规划成果上体现的是一个强制性的不发展区域及其类型和控制的强度，构成城市的限制和引导性格局，而把发展区域作为可变化的“图”，留给市场去完善。这个限制性格局同时定义了可建设用地的空间，是支持城市空间形态的框架。它不是简单的“留白”或仅仅是不建设区，而是维护生命土地完整性和健康的关键结构。（c）综合的解决途径：“反规划”途径试图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保障自然和人文过程安全和健康的综合的景观安全格局，即通过生态基础设施来综合而全面地解决国土生态安全问题、城市环境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特色和形态问题等。经过多年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方法和大量案例。“反规划”是实现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和生态城市主义（EcologicalUrbanism）的具体方法论，也是中国当前生态城市规划的可操作途径。“反规划”一经发表，便在城市与国土规划U、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领域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评论，并引起规划界一些权威的强烈抵制。而另一方面，我却看到“反规划”得到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广泛欢迎，我们看到北京的总体规划始于“反规划”，深圳大张旗鼓进行“反规划”，还有台州、东营、成都、菏泽等城市的领导，都在“反规划”中找到了走出传统规划死胡同的路径。在发改委主持的中国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中，我们同样看到“反规划”所起的作用。近几年来建设部从《城市规划编制方法修编》到《城市规划法》的修改，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反规划”思想的影响。最近国土部门的土地利用规划也在认真吸取“反规划”的思想和方法。“反规划”宣告了：是景观生态系统，而非建筑将决定城市的发展形态和特色；是生态过程和格局，而非人口与社会经济的预测和假设，应该并终将决定城市的空间发展和布局。

　　2.4 将景观设计学定位于“生存的艺术”

　　认识到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些生存的经验积淀为关于人与土地和谐关系的智慧，这便是景观设计学的源头，是一种生存的艺术，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阉割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因此，要确立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艺术，必须拨开云雾见太阳，必须从批判和揭露封建士大夫的传统园林开始。为此，从1997年回国开始，本人对所谓园林“国粹”写了一系列的批判性文章，并同时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园林绿化误区进行了揭露。这种揭露体现在包括对圆明园防渗工程的批判中。传统园林的审美观和价值是当代中国城市环境建设、城市化妆运动等种种误区的重要根源，是新文化思想运动必须、却没有能扫除的封建残余。我的立场是：传统园林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切勿以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传统的名义，赋予遗产以解决当代中国所必须面对的环境问题的重要使命。中国需要新的学科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地关系危机，这门新的学科，即是景观设计学。它在中国另一种传统中找到其源头，这种优秀的传统是关于人与土地关系的生存的技术与艺术，而不是帝王士大夫的园林消遣艺术。这种生存艺术的传统是中国大地之所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真实基础，是丰产的、安全的、美丽而健康的“桃花源”的基础。在当代中国，随着人与自然的平衡被打破，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在消失过程中，中国民族的生存再一次面临挑战，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的、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反规划”来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正像古代的“风水”格局维护大地自然过程的健康和安全一样，当代中华民族的生存依赖于建立一个能维护生态过程安全与健康的生态基础设施，这因此也将是当代景观设计学的核心内容。

　　2.5 批判城市化妆运动，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

　　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城市贪大求洋之风盛行，城市景观庸俗堆砌，根源在于小农意识、暴发户意识和封建极权意识之积垢。不扫除这种积垢，科学理性的、高品味的城市景观就不可能形成，节约型的生态城市就与中国无缘，广大乡村的乡土景观也将得不到保护，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将不可能解决。我们的城市、建筑和景观，如同当年胡适批判过的文言文一样，充斥着“异常的景观”或称之为景观的文言文。

　　它们言之无物，无病而呻，远离生活，远离民众，远离城市的基本功能需要；它们不但模仿古人，更愿模仿古代洋人和现代帝国洋人。看那些远离土地、远离生活、虚伪而空洞的所谓“诗情画意”的仿古园林，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再施以各种庸俗不堪的、花枝招展的化妆之能事，便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而要扫除封建积垢，创造当代中国的景观和城市，就必须将新文化思想运动进行到底，彻底批判两千年来的封建意识形态，在专业上要批判帝王和封建士大夫的传统造园思想，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回到土地，回到平常，回到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创造新中国的新乡土。这种新乡土是源于中国这方土地的、满足当代中国人需要的、能用当代技术与材料、最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能源与资源问题，也就是中国人的持续生存与生活问题的新景观。

　　2.6 乡土文化景观与工业遗产

　　基于对乡土景观和白话景观的认识，我们开展了乡土文化景观的研究，并从中学习。我开始发现乡土景观的魅力是20年前的“风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风水”是一种乡土景观，它不同于士大夫和皇家的建筑和景观，深层的含义乃是其生存的艺术。为此，从人类系统发育过程中的生存经验和民族发展的文化生态经验两个层面对“风水”模式的深层含义进行了揭示，提出理想“风水”模式乃是中国人生物与文化基因上的图式。1998年之后，关于乡土景观的研究扩展到了更广阔的田园和聚落，并更多地与规划设计实践相结合。从研究云南红河地区的乡土文化景观开始，到川西平原乡土文化景观的研究和设计实践、藏区文化景观的研究和设计实践，再到最近针对新农村建设可能带来的乡土景观的破坏，而对广东顺德所做的马岗村规划案例研究，都反应了本人对乡土景观的迷恋。这种文化景观的核心部分是田园，它是一种生存的艺术，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千百年来人类与及自然过程和格局相适应的智慧结晶。它承载了特定地域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的历史，同时也为当代人应对生态环境和能源危机带来新希望。面对新农村建设高潮的来临，我预感到大规模的乡土景观破坏即将来临，于是，当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一出台，便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关于保护和谐社会根基的两项建议，即《尽快开展“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与乡土遗产景观网络”建设的建议》和《关于建立“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的建议》，并获得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分别为国家有关部门所采纳，积极推动国家文物局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并注重乡土文化遗产的保护，也积极推动了大运河国家遗产廊道的研究大运河遗产廊道的系统研究，完成了国家文物局委托的首个关于大运河的系统研究项目，继而积极参与大运河的申遗工作，重点完成了大运河山东济宁段的规划工作。

　　也是基于对乡土景观和白话景观的认识，我们开展了中国工业遗产的研究和改造利用实践。中国的工业遗产长期以来没有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系统，大量看似平常的、生锈而“丑陋”的工业遗产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被彻底毁弃。正像我们曾经不文明地对待古城古街一样，我们正在迅速毁掉工业时代留在中华大地上的遗产。为此，从1999年开始，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和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合作，开始了工业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实践，其中完成了广东中山粤中造船厂的改造利用工作（岐江公园），此后，又主持了沈阳冶炼厂旧址设计、苏州太和面粉厂改造设计、北京燕山煤气用具厂旧址利用设计、上海2010年世博园中心绿地设计前期研究、首都钢铁厂搬迁的前期研究工作，以及大同冶炼厂的再利用设计研究。从众多的成功和失败中积累了经验，同时借鉴国际工业遗产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特别是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宪章，在此基础上，本人于2006年4月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关于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建议》，并主要起草了旨在保护工业遗产的《无锡建议》。2006年4月18日，由国家文物局主持，在无锡召开的中国首届工业遗产会议上通过了《无锡建议》，标志着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正式提到议事日程。

　　随着对乡土文化景观研究的深入，对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中国大地上丰富的线性文化遗产和遗产廊道的研究，也日益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事实上，我们许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研究课题都与这方面的内容有关。在完成国家环境保护部委托的“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的同时，开展了国土尺度上的线性遗产网络研究，在中国大地上辨识出17条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并保护对全国的文化遗产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遗产线路。与此同时，我们把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的概念扩展到了黄河流域城市的水适应景观研究、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的农业景观研究，使我们的视野扩展到了整个国土和全方位的遗产景观研究。

　　2.7 新乡土景观示范

　　认识到示范工程的重要意义，本人主持在全国实施了众多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和城市发展的示范工程，它们都曾在国际各大权威专业杂志被广泛介绍、引用和评论。这些示范项目，以其生态性和地域文化特色在国际上多次获得大奖，其中有8个项目获得全美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授予的杰出奖(Award of Excellence)和荣誉奖(Honor Award)，使中国当代景观设计走向世界。这些项目都是针对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环境、能源与资源问题的示范工程，是本人一直在倡导的“新乡土景观”。

　　这些被国际学术和设计界广泛发表和引用的获奖项目中，广东中山的岐江公园体现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倡导一种尊重乡土文化与乡土环境的新伦理、新美学，化腐朽为神奇，使一处寻常的造船厂旧址，成为广受市民和游客喜爱的新城市景观和游憩场所，并唤起国人对工业遗产的重视；沈阳建筑大学的稻田校园，倡导节约土地和白话景观的理念，把中国农业生产过程完整地、活生生地再现在当代城市的校园中，把景观作为生产过程和体验，让年轻的中国人能感受“耕读”的意味，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浙江永宁公园，通过建立城市的生态防洪体系，整合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倡导与洪水为友的生存艺术，而非简单的工程或化妆艺术；绿荫里的红飘带——汤河公园，倡导如何用最少的人工干预，将当代艺术与生态有机结合，使自然废弃的有效地“城市化”，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系统及其生态服务的完整性，成为节约型城市绿地的典范；而“反规划”之台州案例，则系统地运用“反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城市空间发展规划，实现精明保护与精明增长的有机结合；2010年上海世博后滩公园，获得了今年唯一的一个综合设计杰出奖，该项目将上海的一处重工业棕地，恢复成具有水质进化、洪水调节、栖息地保护和重建，以及具有生产和游憩综合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生命的景观；天津桥园将一个20多公顷的城市废弃地，通过地形的设计，成为一个城市雨洪的汇集区，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乡土生境，同时给城市居民提供一处充满生机的休憩场所；长达16km长的秦皇岛海岸带修复工程，通过系统的生态工程设计，将昔日被严重破坏的海岸和鸟类保护区，恢复成兼具栖息地保护和旅游休闲功能的海岸游憩带。

　　实践证明，这些示范工程在推动城市和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特别是推动节约型城市绿地的建设等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并带动了中国景观设计走入国际视野。

　　2.8 教育

　　认识到在中国现行体制下，生态规划的理念和成果必须通过城市和区域建设的决策者来实现，使之不得不成为当代科研工作者的重要责任，为此，我和李迪华合著出版了著作《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7年内重印了10多次），并给市长和部长们授课，市、局长以上干部受益者数以万计。如果景观是人类意识和价值观在大地上的投影，那么，通过改变决策者的价值观和环境意识，便是创造良好景观的最有效途径。

　　认识到单一的科研和项目不足以解决中国系统性的人-地关系危机，而传统学科在应对严峻的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方面有很大局限，重建人地关系和谐的重任有赖于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和大量专业人才，他们必须有土地的伦理、系统的科学武装、健全的人文修养并掌握现代技术。这样一门对土地进行系统的分析、规划、保护、管理和恢复的科学和艺术就是景观设计学，更确切地说是“土地设计学”。为此，本人不遗余力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其中包括与同事们一起创建了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在地理学科下开创了景观设计学理科硕士学位点和风景园林在职专业硕士学位点，由此，极大地带动了全国相关专业的学科建设，并直接推动了国家有关部门新设的景观设计师职业的确立，定义该职业为：协调人地关系，使城市、建筑和人的一切活动与生命的地球和谐相处的科学和艺术。

　　所有上述探索，最终使我走向对土地伦理、价值观、审美观的更深入思考和探讨，这就有了我近两年来关于“大脚革命”的一些文章，并把我关于空间规划的方法论和关于新美学的探索，以及我的一系列规划设计实践，统统归纳为进行“大脚革命”的两条途径：其一是通过跨尺度的空间规划，解放大脚，重建具有综合生态系统服务的国土生态系统；其二是通过
新的设计方法，展示大脚之美。

　　3. 结语

　　十多年的努力，使我深刻认识到，要解决中国严峻的国土生态安全和人地关系危机，必须系统地突破和创新，包括观念、理论、方法、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甚至包括“科学研究”本身的概念和机制，并投身于社会实践。只有这样才会使“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再造秀美山川”、“创造生态文明”不是空话。这些便是我十多年来之所思所虑者，也是十多年来我之所行所为者。

　　*感谢十年来与我并肩劳作的李迪华老师和多位同志，感谢与我接力同行而不倦的众多学生，有他们相伴，既无孤独又乐趣无限，上述工作也是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广大师生和数百同仁共同探索的结晶。
北大景观设计学发展历程
北大景观设计学发展历程
过去十多年，作为一个城市与景观规划设计的教育者、科研人员和实践者，在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平台上，我有幸见证了中国大地上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并有幸参与其中，成为这种巨变洪流的一小分子。以个人角度来回顾和认识这十多年来中国大地景观的演变，以及景观设计学科和实践的发展，是一件每个人能做、且需要做的事，由此可以构建关于这种认识的群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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